日中两国合作关系的发展与中国西南地区

 

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 冨田昌宏

2008年11月3日于贵州大学

 

 

 

序言

 

　　现在，日中两国关系迎来了新局面。今年以来，日中两国首脑分别在5月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7月份的北海道洞爷湖主要工业国首脑峰会以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际举行了会谈，两国继续保持着高层交往。9月份刚当上总理大臣的麻生太郎在就任一个月之后，旋即访问北京，出席亚欧首脑会议。在日中两国首脑会谈上，双方一致同意继续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1．两国领导人的相互往来与合作关系的深化

 

　　现在，在战略互惠关系下，日中两国正努力推动两国合作更加紧密化。2006年10月，时任总理大臣的安倍晋三访问了中国，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首脑会谈上，他提议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使合作更为密切，双方对此表示同意。之后，通过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互访，两国就两国关系以及两国在国际社会及地区性社会的合作关系等进行了沟通，同意了两国在广泛的领域里的合作计划，并付诸实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之际，两国发表了《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另外，在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提供了各种援助，并于7月份在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日中首脑会谈上，双方在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的灾后重建计划和防灾合作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日本将从以软件方面为主的5个方面，对中国实施合作。地震灾后重建已成为今后日中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2．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中两国政府合作

 

　　大家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来，日本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1978年10月，为出席在东京举行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参观了新日本制铁、日产汽车、松下电器等日本的代表性企业，还乘坐了东海道新干线。这次访日，促使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决定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时，把日本做为身边的榜样，与日本进行合作。顺便说一下，当时我在外务省参与了邓小平访日团的接待工作，为日方的领导人担任翻译。在访问团一行考察日产汽车的工厂时，邓小平应工厂的要求，挥毫题词道：“中日友好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共同努力吧。”从那时开始，日中两国在迄今为止的30年时间里发展了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
　　1979年12月，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担任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总理大臣在访华时表示，愿意为中国的六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500亿日元的贷款。这是日本对中国实施官方发展援助的开始。在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题为《中日友好走向辉煌的未来》的评论，对日本表明积极配合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始于1979年的对华日元贷款，被用于中国各地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上。截止到2005年，实施的贷款总额达到了137亿7680万美元，实施的对象包括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北京地铁、青岛、连云港、秦皇岛的港口等项目。近年实施的项目还包括重庆单轨、在重庆、贵阳、大连开展的环境示范城市项目等许多类似的环保项目。
　　此外，日本官方发展援助中还包括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这些属于赠款，不需要偿还。对华无偿资金援助开始于1981年，到2005年，实施总额达11亿1026万美元。主要的项目有：为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等单位提供器材。技术合作则有派遣专家、接受研修生等形式，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与无偿资金援助项目配合实施的。从1979年开始到2005年，技术合作的总额达到了46亿6432万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元贷款将从本年度开始不再受理新项目。
　　在上世纪70年代，我曾在中国出版的对日杂志《人民中国》上看到一篇关于“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文章，文中充满了对自力更生和没有外债感到自豪的感情。每当想起这篇文章，我就会感受到时代的变迁。
　　毋庸讳言，日元贷款是一种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重要的官方发展援助。但我时常听到这样的疑问：日本的日元贷款是需要返还的资金，为什么叫经济援助呢？借此机会，我对日元贷款为什么是经济援助这个问题加以简单说明。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由于要长期借用巨额资金，如果是在金融市场按照市场利息来借的话，相对于本金来说，利息占的比例将会过高，需要支付巨额利息。而日元贷款的利息非常低，只相当于手续费，因此极高的市场利息与日元贷款极低的利息之间的差额就相当于赠款了。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为官方发展援助即ODA做出了定义。该定义规定，所有贷款当中，只有赠款成分（Grant Element）占25%以上的贷款才属于援助。赠款成分要看贷款的利息和还款期限等条件而定。无偿援助的赠款成分为100%，利率10%以上的商业贷款的赠款成分为0%，而日本政府日元贷款的平均赠款成分为65%。也就是说，上述对华提供的日元贷款总额137亿7680万美元中，就有65%即89.5亿美元相当于赠款。
　　前面提到过，大家也都知道，大平总理大臣在1979年访华时，启动了日本对中国实施的官方发展援助，带动了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但大平总理大臣为中国的日语教育和奠定日本研究基础所做出的贡献却鲜为人知。

　　1979年，大平正芳总理与华国锋主席在首脑会谈上，一致同意在北京开设了“日语教师培训班”，被称为“大平班”，这就是今天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前身。“大平班”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日语教师，其中很多人成为了教授，活跃在中国各地的高校。在重庆，在四川外语学院等大学也能找到他们。

 

3．环保节能问题的背景与日中合作

 

　　近年来，正如中国正在经历的一样，高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大家知道，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田中角荣总理大臣提倡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之下，日本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随之却带来了严重的自然破坏和环境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了恢复环境、保护环境的措施，主要的相关企业开始研究开发有效的环保技术，并取得了成果。另外，节能问题不仅与环保问题密切相关，近年来，从地球环境问题的观点来看，节能的必要性也屡屡被提及。1973年的第4次中东战争和1979年伊朗革命政府的成立导致了3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也为此节节攀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主要相关企业致力于研究开发节能技术，取得了重大成果。
　　从1973年到1996年这23年时间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大约11倍，而这段时间日本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耗量只增加了5%，能源消耗的效率提高了10倍。
　　回顾日中两国间的合作，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安倍总理大臣访华时，日中两国领导人在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会谈中，环保与节能问题被做为首要议题提出来，成为两国政府与企业合作的重要内容。从那以后，两国间关于环保和节能的合作迅速得到落实，并取得了进展。
　　2007年4月，在温家宝总理访日之际，两国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联合声明》。之后，福田总理大臣在12月访华之际，与温家宝总理在会谈中一致同意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合作。（1）设立“日中环境技术信息平台”，在中国各地设立“节能环保中心”，用于提供环境信息，并在今后3年时间邀请1万名中国有关人员到日本接受培训。（2）用有利于双方的方式，利用日本的技术和经验，在污染减排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开展合作。（3）加强合作，促进可持续的森林的管理。（4）在朱鹮野化放飞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领域开展合作。会谈结束后，两国发表了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关于推动环境能源领域合作的联合公报》。
　　早在2006年5月， “日中节能环境综合论坛” 在东京举行。这次论坛由日本的经济产业省、日中经济协会以及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中国驻日大使馆联合举办，是一个政企合作的论坛。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驻日大使王毅等人出席了此次论坛。论坛的成果是在政府与企业层面各达成了3项协议。去年9月，“第二届日中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在北京举行，日方有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等人、中方有副总理曾培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等人出席，双方就实施10个合作项目达成了一致。第三届论坛将于本月底在东京举行。
　　现在，日中两国的政府和企业已经在节能环保领域敲定了多项合作项目，并正在实施。在环境保护方面，以前以官方发展援助为中心，而现在，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政府、企业层次的合作在不断增加，而且开始扩展为两国企业之间的商务合作。

 

4．在贵州的日中合作

 

　　近年来，贵州省的国际合作在不断增加和发展，日本与贵州省的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在贵州省开展的日中合作中，首先是环保领域的政府间合作。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环保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情况下，贵阳市在2002年成为中国首个循环型社会示范城市，并于2004年率先制定了《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列》，对循环型社会做出了规定。贵阳市在环保领域的这些发展，与日中两国的合作有密切的关系。
　　1997年，日本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访问了中国，在和李鹏总理会谈中，决定在环保领域实施日元贷款项目。中方提出3个实施对象，即贵阳、重庆和大连。之后，在1999年至2000年，“日中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在这三个城市实施。
　　前面讲过，相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日元贷款利息极低、成本也低，日本政府通过提供这样的资金来对项目予以支持。贵阳市的“日中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利用了日元贷款144.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亿元，实施了以下6个子项目：贵阳钢铁厂的收集烟尘设施、贵州水泥厂粉尘综合治理、林东洁净煤工厂的脱硫洁净煤设备建设、贵阳市煤气输配扩建工程、大气污染自动监测系统以及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建设、贵州水晶有机化工有限公司汞污染治理等。
　　这个项目不单是提供资金，还包括提供专家技术指导、接收研修生赴日进修、对构建系统提供软件方面的支持等全方位的合作内容。其中有：接收贵州省、贵阳市等有关人员到日本，研修在企业实施的公害防止管理者制度；日本著名的循环经济专家访问贵阳，为当地的技术人员进行讲演和培训。
　　这样，日中两国在两国政府间或在政府主导下，在环保领域开展合作。但是，在战略互惠关系下，在日中关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环境领域的合作也有望发展成企业之间的商业合作。
　　在贵州省开展的日中合作的第二个方面是旅游交流。在贵州省开展日中合作的关键人物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先生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先生。二阶俊博大臣历任主管旅游的国土交通大臣，还是日本旅行业协会会长。他的故乡在和歌山县，古称“纪州”，在日语中，“纪州”和“贵州”的发音是一样的。因此，他一直对贵州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大家知道，戴秉国国务委员出生于贵州省，因此，二阶俊博先生和戴秉国先生的交往极深。去年5月，二阶俊博先生率领众多日本旅游界有关人士及媒体有关人员访问了贵州。之后，贵州省举行了对日旅游的活动，各种交流也不断扩大。

 


5．对汶川大地震的援助

 

　　 地震发生后，日本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决定实施援助。这些援助包括：运送紧急物资（6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75万元）、提供紧急无偿资金援助（5亿元，折合人民币3125万元）、派遣国际紧急援助队和医疗队以及追加援助（5亿元，折合人民币3125万元）等措施。另外，地方政府、国会、经济界等日本各地也以各种形式进行支援。地震发生频繁、不时遭受地震灾害的日本国民得知这些援助为灾区人民发挥了作用时，感到十分高兴。另外，令人欣慰的是，日本紧急救援队在灾区的活动在中国被广泛报道，使中国国民增进了对日本的理解。
　　汶川大地震已经进入了恢复重建的阶段。为了支援灾后重建，6月下旬，日本政府派出了由政府各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团，到北京和成都与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并视察了灾区。
　　大家知道，在7月北海道洞爷湖峰会召开之际，福田总理大臣与胡锦涛主席举行了首脑会谈，两国同意根据日本政府调查团与中国有关部委协商的结果，推进对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的合作。日方提出了从软件方面进行援助的5个支柱，中方也提出在大约50个项目上展开合作。我衷心祝愿今后的灾后重建工作顺利进行。

 

6．今后日中两国合作的发展—环境领域的合作


　　大家知道，这几年，重庆和西南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极端气候现象。2006年夏天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干旱，2007年夏天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今年1月遭受了50年不遇的雪灾。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而引发的反常天气经常出现，一些既罕见又极端的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现在，认真对待气候变动问题已成为关系到人类未来的重要课题。
　　气候变动问题，是日中两国重要的合作对象，同时也是需要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项目。日本政府认为，要在2003年到2012年期间，实现《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6%的指标，在2050年以前，各国要在现在的基础上，至少减少一半以上的排放量，并努力使这个目标成为国际共识。在今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之际，两国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确认进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
　　今年7月，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17个国家和组织参加了在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主要工业国首脑会议并进行讨论，气候变动问题也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为使与会国达成一致，日本做了很多努力，但在具体的目标上，各与会国意见不一，最后仅仅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在技术和资金上开展合作等问题上达成一致。今后，日本政府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力争在《京都议定书》之后的新减排框架方面达成一致。
　　今后，日中两国合作应该如何开展呢？大家知道，根据日中两国政府的共识，日本将从今年起停止日元贷款项目。另一方面，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下，两国之间的互惠合作将得到加强。除了环境、能源等重点领域外，气候变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环境等也是今后日中两国主要的合作对象。
　　举一个例来说，在重庆，发展日中两国在环保方面的合作的可能性可以说很大。去年9月，重庆市实施了《环境保护条例》，开始重视防止库区水质污染、处理城市污水及工业污水，并希望在这个领域与日本进行合作。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在发展工业时，致使濑户内海的污染十分严重。70年代以后，由于采取了切实有效的防止污染的措施，现在已经恢复了良好的水环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重庆市对日本的经验特别是防止污染的政策与立法很感兴趣，并考虑进行合作。

　　现在，两国有关人员已经敲定了多项合作项目并正在实施。我期望，两国企业在环境和能源等领域的新的合作项目也能在重庆及西南地区开花结果。